如果在街头犀利哥卖杂志
今年春天，宁波街头的流浪汉犀利哥在大陆和港台引起一阵话题，火红程度甚至吸引了英国《独立报》大篇幅制作专题报道。而在台湾，一份关乎街头游民（台湾称“街友”）的杂志《大志》，4月1日推出创刊号时，也引起各大媒体轰轰烈烈报道。不过，热闹过后，接踵而至的却是各方的重重质疑，两三个月来，支持与反对的声浪互相拍击，争论不断。
《大志》杂志是向英国街友杂志The Big Issue（简称TBI）取得授权的“国际中文版”，其经营理念和销售形式，都取材自英国版，因而关于《大志》的批评与争议，也得从英国版TBI开始说起。
TBI创办人高登·罗迪克（Gordon Roddick）是美体小铺（The Body Shop）的创办人之一。在全球拓展美体小铺事业期间，罗迪克在纽约看到专由街友贩卖的《街头新闻》（Street News），大受感动。有鉴于伦敦街头日益增加的游民和乞丐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回到英国之后，罗迪克找来具出版经验、过去也曾一度露宿街头的约翰·博德（John Bird）共同合作，1991年9月，两人联手创办了TBI杂志。
TBI原为月刊，1993年6月改为周刊，内容涵括时事、社会议题及艺文信息，由专业记者或撰稿人执笔。最特殊的是，这份杂志只有在街头才能买到。为了提供街友获取正当收入的机会，协助他们重返主流社会，TBI的贩卖者，限定必须是街友、无住所，或者是社会边缘人。参与贩卖的街友事前都会接受相关训练，签订规约，佩戴上有照片和售货员编号的识别标章。他们有固定的贩卖点，每期可免费获得十本杂志，卖出所得可作为资金，向杂志社进货继续贩卖。每本杂志的进价是八十五便士，售价一点七磅，也就是说，每售出一册杂志，街友便可赚得八十五便士。
目前TBI每周发行近十四万份，全英国共有五个地区版本。十九年来，除了英国之外，已陆续延展到全球各地，澳大利亚、爱尔兰、日本、南非、、肯尼亚、马拉维、埃塞俄比亚、韩国以及最近加入的中国台湾，都有各自的TBI。
各国TBI大抵都遵循英国版的经营取向。譬如南非版，杂志内容也是由一群自由工作的新闻记者、摄影师和专栏作家负责撰稿，贩卖者则规定必须是十八岁以上、生活贫困、无家可归、失业或无收入的人，但特别强调不分种族、宗教、国籍和性别。出刊时每个售货员可免费支领五本杂志，杂志的进价七兰特（Rand），售价十四兰特。南非版创刊时原为月刊，2008年4月改为每三周出刊，缩短刊期，是为了更好的提高销售员的收入。具有贩卖资格的街友同样也须签订一份规约，包括贩卖时必须佩戴标志，不可乞讨或要求捐款，不能喝酒嗑药，不能挨家挨户贩卖兜售，不能越区销售，不能带着小孩在身边等明确的行为规范。
创始TBI的罗迪克和博德相信，解决游民的问题，重点是让他们能自食其力，“给他鱼，不如教他钓鱼”（a hand up, not a hand out）。近二十年来，英国版TBI已造福上万名街友。许多街友是在婚姻破裂或失业之后即陷入无家可归的窘境，有些人则因为长年毒瘾，最后流落街头。在参与贩卖杂志后，他们多能寻回自信，也逐步改善生活。在TBI的协助下，已有数以千计的街友重新寻回正常人生，大众对街友的观感也有所改观。
在台湾，露宿街头的游民人数持续不断的增加，根据长期扶助街友的慈善基金会统计，他们服务过的游民约六七千人，推估实际人数应有数倍之多。金融风暴之后，失业人口剧增，街友问题日渐严重，这也是台湾版《大志》创刊之初，媒体及社会予以高度期望及支持的原因。
台湾版《大志》的创办人李取中以网络起家，做过网络拍卖，创立“乐多”网络站点平台，2008年创办“乐多新文创在线志”，属于嗅觉敏锐并具商业头脑的“科技新贵”。《大志》将读者群定位在二十至三十五岁的Y世代，并称之为“愚人世代”，“因为这个世代有着无畏的精神，敢于去追求、探索自我，却又同时对社会怀抱着一份责任感。”李取中表示，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本杂志，一方面为游民创造工作机会，另一方面则为Y世代的年轻人增进世界观。
《大志》创刊号印制了十万本，这在一般杂志的印量平均只有数千本，顶多上万本的台湾来说，是十分大胆的决定。同时担任《大志》总编辑的李取中强调，“这也是一种经营销售的策略，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本杂志的存在。”创刊初期的各种宣传活动，十足体现了李取中的网络经验及商业手腕，也看得出各界对这个公益议题的支持热忱：童书作家几米帮忙绘制创刊海报，《艋舺》制片人李烈等人出席创刊演唱会力挺，创刊演唱会及位于华山艺文特区的办公室都是接受赞助的，更有服装企业来提供一千件T恤、知名背包品牌赞助了一千个书包，第二期《大志》的封面人物、知名歌手张惠妹也是无酬参与拍摄。此外，《大志》更与Facebook上红透半边天的“开心农场”幕后团队合作——开心农场提供十万农民币作为赞助，Facebook上的网友经过加入粉丝等三个步骤，就能够得到一块农民币。大量志工的参与，也显示这份杂志对热血青年的号召力，创刊之初，《大志》Facebook上迅速结集了三万多名粉丝，其中有一两千名愿意担任志工。
4月1日，《大志》正式创刊，穿着《大志》背心的街友由大批志工簇拥着，在人潮密集的捷运站既兴奋又羞怯地登场，平面和电子媒体热热闹闹地大篇幅报道。然而不久之后，网络上却慢慢的出现质疑的声音。
首先是关于贩卖通路的问题。为了建立游民销售系统，《大志》初期通过台北市社会局与街友服务团体，招募一百名有意就业的街友培训。参与贩卖的街友，每人可免费获得十本杂志，杂志每本卖一百元新台币，进货价五十元，每本利润五十元。最后通过培训的街友共二十九人，创刊当天只有二十五人报到，后来固定参与贩卖者约只十九人。
仅只十九名街友参与贩卖，其实并不是太大的问题，英国版TBI创办之初只有十个街友担任贩卖员；日本版于2003年9月创刊时，初期也只有十九名贩卖员。问题就在于，台湾版除了台北县市是由街友负责贩卖之外，其他县市都是通过统一企业的7-Eleven便利商店来销售。
全世界所有国家的TBI杂志，都只有通过街友这个唯一通路来贩卖。这项设计的意义在于，街头贩卖不仅可为街友创造直接的收益，同时也让街友有机会与社会接触，重新找到自信和信任。在日本，读者称许TBI贩卖员让街头的气氛显得温暖愉悦，许多人表示受到贩卖员积极态度的鼓舞，读者和街友贩卖员之间的互动，为社会带来正面效益。台湾版以便利商店作为销售通路，等于直接抹煞了这些潜在的效益。更何况，统一企业在通路经营上向来恶名昭彰，因为剥削严重，甚至有“血汗超商”之名。以它作为这本标榜关怀弱势者杂志的销售通路，实在讽刺至极。
超商取代街友通路的争议未休之际，网络上又爆出，《大志》招募的大批志工，除了发放传单、对有兴趣的人解释该刊的目的之外，“任务之一”，还包括帮忙卖杂志，卖出所得一半归杂志社，另一半才捐赠公益团体。
关于志工参与杂志销售的问题，李取中表示，曾经有不少台湾旅英的学生也贩卖过TBI，但这个说法，已被英方驳斥。网友写信到英国TBI的志工部门，询问该杂志志工究竟可不可以上街参与贩卖，得到的回复很明确：英国志工“不能参与贩卖”TBI。
曾参与台湾《大志》创刊宣传活动的志工在网络讨论中表示，他曾建议志工的任务应着重宣传《大志》能提供街友改善生活，而不以销售杂志为主，不过得到的响应是：“已经铺了十万本的量，所以一定要考虑销售。”
看到报道后对《大志》感到好奇的读者，关心的问题却大多是：“哪里的7-Eleven买得到？”“何时7-Eleven才会上架？”大台北地区的读者，则多是从志工手中买到杂志。前有通路霸主掠夺销售优势，后有人数庞大的志工群瓜分销售业绩，台湾《大志》的发行手法，街友实际上受益有限。尤有甚者，5月初第二期杂志发行后，网络上更有人通报，在台北市信义区的7-Eleven杂志架上，看到《大志》的踪迹。这一条消息更像捅了马蜂窝一般，瞬间引起炮轰连连。
关于《大志》进便利商店贩卖一事，李取中最初的说法是：“我其实一开始是不希望铺这些通路的，但因为希望让社会大众接触到这本杂志，也需要媒体炒作，因此只要不违背我原则性的问题，也就是有游民在卖的地方不铺通路，我就可接受。”“初期在7-Eleven贩卖仅仅是为了拓展中南部的通路，因为目前中南部并没有贩卖员，等到其他县市也有贩卖员之后就会将刊物撤出7-Eleven。”这样的做法原本就不令人满意，当读者发现台北市的超商也买得到杂志后，反弹声浪自然更大。《大志》后来又宣称，他们正和中南部社福团体合作招募、培训街友，目标是今年达到一百位游民固定贩卖。最快6月或7月，就可能终止便利商店的通路。但这些说法，多数读者大多存疑。
根据《大志》杂志的解释，交由7-Eleven销售的所得，五十元回归《大志》，便利商店自行决定上架费，剩余再以便利商店之名捐给慈善机构“联合劝募基金会”。捐款以专款专用的方式处理，由联劝决定申请单位是不是满足失家（homeless）的适用对象，再行拨款。不过，因为《大志》并未与超商决议捐款数字，实际上进入联合劝募的款项，目前尚未公开。至于直接用在游民服务团体的捐款到底有多少，更不得而知了。
回顾过去，其他几个国家的TBI，也曾多少招来訾议。英国版TBI曾因对其他街头报纸造成竞争威胁而备受批评，尤其在美国，TBI被指内容过于商业化。批评者认为，街报应该关注会影响街友的政治及社会议题，而不是为了追求营收而一味模仿主流报纸。日本版创刊之初，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反对的理由，并预言“100％失败”。
不过相较之下，《大志》的风风雨雨，争议焦点是更核心的问题。追根究底，不难发现其中重点是“社会企业”这个概念。
李取中曾表示：“我必须诚实说，我一开始并不是为帮助弱势才去做杂志……社会企业就是企业，我们只希望可以让大众有持续关注且改善游民的机会，但其实我们与其他商业是没有差别的。一般社会大众会以为我们是非营利组织，用比较高的道德规定要求，但说实话，就是商业企业，不然我直接做非营利组织就好了……”
《大志》强调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着慈善团体的旗帜，而是开宗明义表明了自己是社会企业。“收入的一半扣除通路成本后将会拨入公益组织，作为帮助弱势族群之用。”
一般所谓的“社会企业”，是指以公益为核心目标的企业形态组织，不靠捐赠，而靠日常营运自给自足。社会企业的利润不分派给股东，主要用作再投资于本身业务，以达既定的公益目的。然而，李取中口中的社会企业，更强调“双赢”的概念，亦即经营者必须有足够的收益，才能嘉惠被救济对象。这一点，确实与其他几个国家的TBI有实质上的差异。
南非的TBI是注册的非营利组织，除提供职业、生活辅导及销售训练，最终目标在协助街友回到主流社会。除了杂志营收，南非TBI也接受外界捐款。
英国TBI的组织则分为两个部分：负责生产及发行街友杂志的TBI公司，以及立案的慈善机构TBI基金会。1995年成立的TBI基金会，主要任务有四个：协助贩卖员街友找到安全住所，提供健康咨询及照护，管理街友的售货状况及财务，提升贩卖员的自我认同。也就是说，TBI不仅协助街友赚取金钱，更积极为贩卖员提供进一步的信息、建议、辅导及支持。杂志销售所得及广告收入，都转移到基金会，基金会同时也接受大众捐款。
从各个角度来看，台湾《大志》都只能称其为“半调子”TBI：只负责发行杂志，不负责街友的训练及营收；找了街友担任贩卖员，同时还找通路霸主来提升销路、找志工来抢生意；宣称关心社会议题，希望“导正”街友自力更生，但前提是杂志要先赚钱，才将盈余的一半曲曲折折转交给非直接相关的公益团体。
在两三个月来关于《大志》的争论中，有人欣赏李取中的坦诚，认为商业便是商业，如果单只考虑公益，直接做非营利组织便得了。也有人相信，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现实条件与国情都不同，国外TBI的经验很难完全移植。在初期游民无法承担所有销售的情形下，交由7-Eleven来贩卖并没有错，毕竟要一份杂志舍最大通路不用，实在不符生存法则。
另一方面，许多读者愤慨地表示，李取中一开始就放弃以街友作为唯一销售通路的尝试，直接采纳对企业最有保障的便利超商通路。就好比有家出版社引进了一部外国经典文学，却便宜行事找个烂翻译，还随便改写成最好卖钱的言情小说一样，这不仅糟蹋了我们对经典的期待和应该享有的质量，也浪费掉了引进经典教育大众的机会和意义。
《大志》创刊时将杂志与街友画上等号，因而博得无数媒体及社会的正面支持，然而究其作为，实际受益的街友却非常有限，几乎是把街友当作宣传营销的工具，把慈善当作搽脂抹粉的文化装饰品。正是这点，让很多曾经满心期待的人极度失望，且觉得善意被利用。
“不做大志事，就别说自己是大志。”反弹的读者认为，既然不是以TBI的模式和做法来经营，这本杂志的名称就不能称《大志》。有人将台湾《大志》的做法通报伦敦，英国方面表示将进一步探索。这场The Big Issue的大志如何收场，未来发展还有待观察。■
